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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“地老鼠”--底层生活散记[转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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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7-3-30 14:08:0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这篇文章不是能让人心情愉快的快餐小说,这是一篇深沉,使人心灵沉淀的灰色小说,但是,偶推荐你能够在有空的时候,端上一杯苦茶,细细的品位……


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“地老鼠”——底层生活散记

    1

    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。2001年初,我在北京有过一段“走麦城”。2月的情人节一过,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。前提是:我必须以一千元的支出水准,在北京城这“居大不易”的繁华地待上两个月。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。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,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:有什么难处找咱哪,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!但我知道,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,他躲都躲不及。这些鸟人!要好的姐们也有那么一个,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,个人年入七十万,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一百万。我张嘴乞借,她不会犹豫。但我坍不起这个台。好家伙,人模人样的,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?姐们只要这么损我一句,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。

    怎么办?得想法儿活呀。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,一间房月租220元。这要搁在平常,就等于白住。看房子那天,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。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,都有地下人防工程。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,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,租给外地人开旅馆。从外面看,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,走入地下,则别有洞天,通过长长的走道,然后是住宿区。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,大多没有窗,白天也要开灯。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。有公厕,公共厨房,公共淋浴间(另外收费。但天冷,基本没人用)。当然,设施很简陋。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,要命的是没有暖气,寒气逼人。

   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,我头脑中翻江倒海。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,住别墅,坐皇冠,潮州菜吃到不想吃,一进歌舞厅,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。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。但又一想,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,掏过大粪,起过猪圈,卖过西瓜,扛过麻袋,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。眼下这算什么?民工盲流能住,我怎么就不能住?我一咬牙,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。

    住下来后,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。大致是两类: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。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,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,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。三教九流里,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中。这些人,都在京城见过世面,对我这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。

    我有个脾气,倒驴不倒架子,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。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,附近就有个市场。除了卖菜之外,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。我买了被褥,暖瓶,电褥子,台灯,基本都是伪劣品,总共也没花多少钱。安顿好住处,还得来点情调。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,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(过去的)的玉照,墙上有个水泥搁架,正好放书。于是乎,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。

    房门不大隔音。一日,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。慢慢地,听出了点名堂来。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,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,没有底薪。初入道,业绩也没有,生活遇到了困难。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:你愁什么愁?能愁来钱吗?适者生存,得跑啊,拉下脸去,哪有门就往里进。困难怕什么,没吃的,去买三斤土豆,煮了,能不能吃?还当你是老太爷啊?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,看我扇你嘴巴子!我听着,为之动容,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。

    过了一会儿,声音没有了。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,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。白天里走廊空空,有回声,因此非常好听,回肠荡气。听了大约四十分种,我关了音响,开门出去,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。我俩同时一楞。小伙忙说:你是新来的?你这音乐真好听,好听!我都听了半小时了,嘿嘿,没打扰你吧。我竟一时语塞,好一会儿才说:你要不要再听。他连忙摆手说:不啦!说完,回身进他的屋了。

    2

    住处解决了,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。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,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。于是出去转了转,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,聚集了差不多有十家小饭馆。我按照口味,挑了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。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,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:每餐六元,一点不能多。五元一份炒菜,带一点肉,一元一份饭,够了。菜不算实惠,但用的油多,强于盒饭,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。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,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都吃不上。当然,要是想再便宜一点的也行,素炒土豆丝,三元一份,还可以省点儿。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,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。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,老伴儿,两个儿子,一个女儿,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。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,但老板一家从没有慢待过我。一见我进门,就连忙招呼倒茶。“来的都是客”——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。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,后来熟了,老板就主动替我点,一顿一样,换着来,无非是白菜,土豆,胡萝卜。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,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。某个礼拜天(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),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,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。便要过菜谱,狠狠心,花八块钱,点了一个内蒙面食——“面鱼鱼儿”。虽然我问过了,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。老板娘只爽快地说:你放心,保准好吃!少倾,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,里面是满满一笼……怎么形容呢?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,黄黄的,精巧极了。蘸着酱油吃,果然是美味。

   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,早餐就更好办了。每天早八点,我走出地下,来到市场,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,其中一家,牌子上居然写的是“上海烧饼”,好家伙,与时俱进呀!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,耗资五毛。刚出炉的,又香又热乎,隔着一层纸还烫手哪,拿回屋里吃正好。一口烧饼一口热水,爽啊!可惜我不会唱 <秦琼卖马>,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!每天如此,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,一见我,就豁亮地吆喝一声:烧饼一个,芝麻的!他的儿媳妇(想必是吧)就掀开苫被,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。这五毛钱的交易,让人心里很舒服。

   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?住在地下室,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,阴森森的,不好受。其实寒冷还在其次,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,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。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,不可能有健康心态。我当时最渴望的,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。某个白天,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。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,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,他也就退了休,利用余热,在家里开了个店,为本小区的人服务。他的房子满大的,家中朴朴素素,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。理完发,我走到窗前,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,人来人往,颜色分明。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,我活了几十年,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!那一瞬间我想,人生在世,更有何求?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,一个普普通通的家,只要能看见白天,能看见阳光,就行了啊。

   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,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,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。

    3

    白天上班,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,旅馆较为安静。周末也是这样,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。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。因为厕所,厨房,水房,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,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。比较有意思的是,如果有人要求淋浴,就要通知老板。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,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,然后放人进去。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,是用木版间隔起来的三个小间,有燃气热水器,各一个喷头。进去脱好了衣服后,拧开水,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。如果是女同志洗澡,那情形就比较滑稽,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:怎么样?再来点儿!这回呢?呕,行了行了。来回要喊几遍,才能完事。

    某日,我正在水房洗衣服,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,穿得油光水滑。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,搭眼一看,就知道,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。正在纳闷:这样一个小帅哥,怎么也落难到此了?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:哎,这不是个老总吗?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?女秘书到哪里去啦?TMD,一听这就不是好话。虎落平阳啊,奶毛未褪的小崽子,也敢来讽刺大爷了。我便反唇相讥道:你一个帅哥,不也如此吗?女朋友哪?跟别人走啦?从此,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,就要互相讽刺一通。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,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,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。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,只好忍着,气得七窍生烟。

    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,冷,无聊,烦躁。到地面上去转,街上又空荡荡的,也是冷和无聊。方圆一公里内,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,灯火通明,乐声悠扬。在这儿,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,我是说,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。大大方方走进去,要一杯热咖啡,才五元钱,可以坐两个多小时。带一本书慢慢看,还不错。毕竟这里窗明几净,有点全球化的味道,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。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,那是没说的,训练有素,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:还要什么吗?要个汉堡吗?我摇头,每次都要在心里骂:要你个头!假模假式的,当我是老年痴呆了?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,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。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太可恶了。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,真伪立见。

    这地方偏僻,晚上九点以后,人就渐渐少了,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妹妹,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。五元的咖啡,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,只能叫鸟咖啡了。鸟咖啡也得要一杯,孔已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,我安慰着自己。

    一日,正埋头读<浮士德>,忽然有人打招呼。原来是那帅哥,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。在全球化的环境里,我们虽然仍是“老总”,“帅哥”的彼此叫着,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。帅哥说:哈哈,你也发现了这里好?我说:是啊,看书正好。你干什么来了?帅哥说: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,请朋友来商量商量。他把一份装订的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看。一面说:老总,指教指教。这原来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。项目名称叫“西部牛仔”牛扒城,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。翻过一页,居然还申请了专利!我问:什么人搞的?帅哥说:我啊。我问:有钱投资吗?他说:就是没有钱嘛,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!我来了兴趣,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。原来帅哥姓宋,湖北十堰人,他三十来岁,白净面皮,性格外向,老坐不稳的样子。这创意是他发明的,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。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,标识倒还行,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,挺有亲和力。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,情侣什么的。小宋有一整套想法,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。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。由小宋管理,三七分成。总投资额并不大,六十万而已。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,粗粗一看,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。小宋一听,神色大变,知道遇到真人了。便敛容屏息,要我认真谈一谈。我说: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,恐怕有十万人。你创意再好,没用。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。你着重往这方面想。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,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,老太太乐(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)的设计,也是一样能弄钱。只要他钱一投入,就由不得他,你小宋就成功了。明年这时候,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!小宋嘻嘻一笑说:小意思,去巴黎也没问题!老前辈,咱们相见恨晚哪!从此,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。互相一串门儿,我才知道,这家伙比我还惨,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,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,完全在硬撑。我问他怎么吃饭,他的策略跟我差不多,只不过是能省一顿就省一顿。他说:多喝水啊,能抗饿。

    我心里叹一声,不再问了。某日,吃饭时我去叫他:走,不要问为什么。我请你吃顿饭。他慌忙谢绝:老前辈,哪里敢!我说:我平时吃什么,今天就吃什么,多一份菜而已。吃饭时,我说,咱们今天不图别的,吃个饱,你不要客气。小宋有一点点感激的样子,笑笑说:嘿,老总,老总,这怎么好意思!这次他口中所称的“老总”,听起来却是一点讽刺意味都没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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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08:22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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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本来北方冬天的阳光就少,住在地下室里,晒太阳的机会就更少了。人得不到日照,就缺钙,症状就是腿发软,走路像踩了棉花,站不稳。可我那时不知道是这原因,只知道肯定是住地下室住的。再者说,就算知道,也不会舍得钱去买钙片,一瓶金施尔康,三十块!五顿饭钱哪。我仗着闯过江湖,就那么干挺着。每天一出门,脚非得拐两下,耳边就仿佛高秀梅在叫“拐啦!拐啦!”

    为了打发时间,也为了不至于陷入信息真空,我算计了又算计,每天可挤出五毛钱来买一份<北京晚报>.于是每天下午五点,天色已昏时,我就出门去买报。某日,我来到十字路口,为了躲自行车车,一分神,脚下就站不住了,咧趄了几下,生生的就摔倒在马路边上了。只听得周围人们一齐惊叫,有人马上围了上来。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,看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大。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。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脸都变白了,着急地问:“老大爷,您怎么啦?”我一楞,看了看她。近二三年来,叫我老师傅的人有一些,叫我老大爷的这还是头一回。小女孩圆圆的脸,大大的眼睛,红领巾特别显眼,双手始终紧紧搀着我的胳膊。我一下子思绪万千,眼泪在眼框里打转,嘴唇哆唆着说不出话来。女孩更着急了,连连说:“老大爷,您别急,我送你上医院!”我挣扎着挺了挺身子,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冲口而出:“闺女,老大爷我……没事儿,老毛病了。你赶快家去吧!”我试着走了两步,还可以。众人见我确实没事,慨叹了一回,就散了。小女孩不大放心,一步三回头。我冲她扬了扬手,她才走远了。唉,这个人丢的,丢到首都北京来了。人们晚饭又该有谈资了:松榆里路口那块儿,一老同志当街摔了个大马趴!你看这人丢的。

    小女孩扶我那会儿,我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时候,也戴那么个红领巾。白衬衣蓝裤子,要多精神有多精神。新年晚会上给大人演出诗朗诵,在千人礼堂往台中央一站,声震屋宇啊——“灿烂的毛泽东时代,成长起我们幸福的少年一代……”喝喝,这才多少年,这才多少年,我成老大爷了我!

    旅馆里唯一有暖气的地方,是那个进门处的小平房,其实就是一间收发室。办理登记,同时还兼着小卖部。人们打电话,也得到这儿来。我因为怕冷,愿意常来坐坐,暖和暖和身子再下去。收发室里有张床,挂了个花布帘。有个小姑娘在这儿住。她十六七岁的样子,还没学会京腔呢,带点地方口音。人长得水水灵灵的,有点倔。估计是从农村来的。她在这里的工作相当重要,收钱,管帐,登记,电话收费,管钥匙,卖货,打理得挺麻利。尤其每个住客的天数,在她心里有本帐,连半天都不会差。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,她从山东来,姑且就叫她小鲁花吧。

    我跟她没事儿闲聊,知道了她果然是家在农村,才念完了初中就出来了。我问:“老板是你亲戚吗?”小鲁花说:“不是。是我爸的朋友。”我问:“给你多少钱?”鲁花答:“四百。”我问:“还满意吗?”她说:“当然可以了。农村哪里一个月去搞四百?”我问:“还想念书吗?”她说:“想念也念不起了。”我看她床上有几本杂志,就说,:“我那里还有杂志,什么时候拿来你看。”不苟言笑的鲁花有了些欣喜之色:“好啊!”老板是经常待在收发室的,他要是不在,就是出门去了,旅馆的事等于完全交给了鲁花。鲁花的作用相当于老板娘了。

    小宋喜欢逗鲁花,鲁花却根本不给他一个笑脸。有一天小宋在收发室,对鲁花说:“小妹妹不要这么凶嘛!”鲁花就说:“先把房钱交清了吧!”小宋仍然嘻皮笑脸:“房钱算什么,我还要请你吃饭哩!”鲁花就拉下了脸:“你烦不烦?有事没事?没有快走!”小宋当着我,面子有点下不来,仍嘻笑着说:“妹妹这么漂亮,干嘛这么大脾气?”鲁花便突然发怒了:“你滚!你滚啊!”小宋讪讪地走了,我心里暗笑,问鲁花:“你怎么对他这么厉害?人家是个帅哥呀。”鲁花余怒未消,说:“他是个流氓!”我笑了:“可不敢随便乱说!”鲁花说:“想赖房钱,不就是流氓?我倒看他跑不跑得掉?”

    一日晚,夜已较深,我去收发室买打火机。见里面灯未关,知道鲁花没睡,抬手一碰门,门开了。只见鲁花和衣躺在床上,眼睛红红的,像刚哭过,又像是身体不舒服。老板坐在床沿上,好像正在安慰她。见我进来,那中年汉子不知怎的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态,拿眼扫了扫我。满脸的不自然。我是江湖老手,这情形一看就明白八九分。故意装做什么也没注意,买了打火机就带上门出来了。看看表,是晚上十一点半。

    回去躺到床上,思绪就开了锅。老牛吃嫩草,如今这社会已经见怪不怪。不过,小鲁花不过才十六岁,黄花闺女啊,就给了这个家伙?朋友的女儿,也能下得去手?看那老板有一点点斯文相,似是农村会计或小干部一类,居然也热衷于泡妞?而且是……人哪,怎么就成了这样!但转念一想,也许是我多心吧。鲁花只不过是感冒或痛经,那禽兽也不过真是在安慰她……但愿如此吧。

    过了一段时间,我发觉鲁花心情开朗一些了。与老板之间有了些别人不易察觉的暧昧,言语间也有了调笑意味。我心下明白,这个老色鬼是得手了。一月四百元工资,鲁花还是屈服了。

    打那以后,老板见我就显得特别客气,我当然一如既往,装木头人,跟他打哈哈。一天,我给鲁花送杂志,鲁花说:“老板夸你啦!”我问:“他说我什么?”鲁花说:“他说,全地下室就你一个是正经好人。”

    5

    这地下室里的日子沉闷平静,其实里面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。我当初来看房子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当时令我感到踌躇的,其实倒不是简陋与寒冷,而是这地下室简直就是个地下火药库。光是在小厨房里就满满当当地摆着八个燃气瓶,还有一些人家干脆是放在屋里的。这些燃气灶具全都是从附近大市场里买来的劣质货,钢瓶厚度和阀门的严密度都成问题。厨房附近的走廊里,整天有泄露出来的煤气怪味。还有一些打工妹是用电炉子做饭的,反正一家一个电表,自己用电自己花钱。有人就在屋里乱扯了一些电线,有的干脆打起了电表的主意,拆了铅封做手脚。所有这些,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,这地下室瞬间就可葬身火海。

    住宿区这一块,布局上呈井字形,通向地面的通道不仅要拐两个弯,还有一些复杂的岔道。走廊里又没有应急灯。万一失火,再一停电,跑都不知该往哪儿跑。

    我是有经验的,住进来后,把地形熟悉了好几遍,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通道出口为止。遇见老板时,我跟他提醒过几次。煤气味太重,那些劣质钢瓶太可怕。老板笑笑说:“那怎么办?有几个能像您老人家天天吃得起馆子的?你不让他做饭,他就不来住了。”我设身处地替老板想了想,为了旅馆的产值,这也是没法儿的事。

    我只是暗自小心。一日晚,看书看得困倦了,正要睡去,忽然闻到有焦糊味儿。我心说不好,兔子一般从床上窜下地,把被子拎起来抖了又抖。又弯腰把各个角落闻了一遍,看来不是我屋子里的问题,便开门出去。走廊里的味儿就更大了,好象还有淡淡的烟雾。我在走廊和厨房一带左看看,右嗅嗅,也找不出名堂。拉住走廊过路的人问,大家似乎都很淡漠。“我哪知道啊!”那神情像是个个都修炼成了北京大爷,爱谁谁吧!

    走廊里的焦味越来越大,烟也越来越明显,过往的人仍是毫无感觉,大不了捂住鼻子骂一声:“谁呀?干嘛呢这是!”然后钻进自己的小屋里,重重地关上门,哪管他外面天翻地覆。爱谁谁吧。

    着急的只有我自己。我急忙跑到收发室,告诉老板:“下面有什么东西烧糊的味儿,还有烟。你快去查查!”老板一听,脸变了色,一向行动迟缓的他,此刻反映也是机敏得像个兔子,忙叫了鲁花还有一个水电工,直奔下面去了。我跟着到了地下,只见他们三人正分头挨家砸门,边砸边喊:“快看,有失火的没有?”这时,地下的人们才稍稍醒悟,有的拉开门看动静,有的走到走廊上东张西望:“怎么事儿?怎么事儿?”乱了一小会儿,忽然有个尖利的女声喊起来:“唉呀妈呀!快跑吧,失火啦!”

    走廊里顿时炸开了锅,人们没头苍蝇似地挤成一团,有往东跑的,有往西跑的,有两边往中间跑的。情况眼看要失控。103室里冲出了两个风尘女子,其中一个大概正在屋里抹澡,赤身裸体,拿毛巾捂着胸脯就出来了。慌乱中竟也没有人注意她们。老板有些急了,怒喝了一声:“都给我站住!再跑我就拉电闸。我让你们都死在这儿!”人们稍稍一愣,老板又喊:“你们现在都是安全的,各自回屋去,看看自己什么东西烧了?”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烟雾的来源——108室。门是紧关的,门缝里有缕缕白烟渗出。只见老板此时甚是神勇,吼了一声:“去拿水!”一脚就把门踹开了。里面的灯是亮着的,一屋子白烟,没有人。原来是床上的被子烧着了,还好火没燃大。小电工和其他的人提来了水,连着两桶泼上去,火就熄了。老板还不放心,又叫拿水:“泼,多泼!”

    人群中议论纷纷,有人吹着刺耳的口哨。小宋挤在人群中起哄:“看啦,火烧圆明园啦!还有裸体运动啦!”人们这才注意到那两个坐台小姐。年轻的后生们齐声怪叫。那裸露天胸的小姐倒也不慌,只说了句:“没见过你老妈的?缺德!”说完,从从容容地分开人群,回103室去了。
    6

    火灾的原因后来查清楚了,原来是郊区的一个农民,挺大个老爷们儿,在家里受了老婆的气。气不过,跑到这儿避风来了。他老婆靠坐台养活家,是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,平时颐指气使惯了,不大把老公放在眼里,又养了个小白脸,公然给丈夫戴了绿帽子。老公想要维权,却被掴了一巴掌,连带被老婆骂到了祖宗三代。这汉子一气,揣了二十块钱,就住店来了。晚上生着闷气,抽了不少烟,抽完还是气,就跑出门去遛大街。走时一个烟头没掐灭,掉在了床上,就惹出一场乱子。

    老板把那汉子骂了个狗血喷头:“妈的,什么乌龟王八也来住店?滚,快滚!”当晚就把他撵走了。

    当时正值石家庄爆炸案刚刚发生,通缉令都贴到了收发室门上。北京众多的地下生活区也受到了特别关注。居委会几个挺有身份的干部也下到地下来检查了。老板事前就通知了大家,把屋里乱接的电线全都拆掉,电炉,热得快与电水壶一律藏好。又坚决停了厨房的伙,不允许再用煤气做饭了。一番整治完毕,待居委会大员下来时,地下室早已是河清海晏,一丝违规的迹象都没有了。居委会领导很满意,指示说要坚持某某精神,发扬某某作风,完善某某机制。老板一脸谄笑地跟在后面,说一句应一声,敷衍过去了。回头跟我发牢骚:“娘的,让我装锅炉烧水,要让我白白为人民服务啊!你们点你们的电炉子,不怕!”

    火灾中那个做光身运动的坐台小姐,不知怎么的就注意到了我。一日,在收发室,小宋正对她挑逗,我恰好进去。那小姐对小宋冷冷的。见小宋絮叨得烦了,就说: “行了,挣你的钱去吧。挣完了钱咱们再说话!”小姐看到我进去,神色稍显诧异,露出亦惊亦喜的样子,倒跟我搭起话来:“哦?老师住这儿多久了?”小宋一见自己没戏,偷着朝我挤了个眼,走了。

    我虽不是雏儿,但也不是柳下惠。几个月不接触女人了(鲁花不能算),有女人聊聊也好。那小姐红健硕丰满,前后都挺好,再加上穿着打扮,谁也不会搞错。但我只是抱定宗旨,务虚不务实。食色虽都是性也,但现在不是好色的时候,捂牢了钱包才是硬道理。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阵儿,各自交流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履历。她忽然从手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。我一看,哦,又是保险公司的,业务主办,露露。这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?露露是个自来熟,挺亲切的,说:“我住103房,有空来玩儿吧。”我连声诺诺,心说:意识形态倒很想去,但经济基础不让啊。

    又过了几日,在水房和走廊里常碰见露露。仍是点头一笑,星眸传情。露露虽经风尘濡染,但还是能看出是从农村来的,取了个洋名儿也掩不住内质。美则美矣,稍俗,一笑门齿尽露,大家闺秀没有这么笑的。我只当是逢场做戏,不要说我去敲她的门,她不敲我的门就谢天谢地了。

    如此又是几日。某日下午,有人敲我的门,敲得挺文静。平日来敲我门的只有小宋,他是个毛躁脾气,敲门不是这个风格,而且还要在门外猛喊“老总”。我放下手中的书,掀开被子倏地坐起,心里骤然起疑:莫非来人是露露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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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08:43 | 显示全部楼层
7

    说曹操,曹操就到。我的第六感觉没有错。拉开门一看,果然是露露站在门外。她好象是刚刚洗过热水澡,容光焕发,脸庞白里透红。由于没上浓妆,让我看到了本色,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北方女孩,只不过眼神里带点狡黠。露露嫣然一笑,说:“你不请我进去?”看来,今天这场考验算是躲不过去了。不过我心说,你是老江湖,我也是江湖佬,咱们今儿就斗一斗吧。

    我一让,露露一闪身就进了屋。我把破椅子上的书和烟缸挪到了搁架上,请她坐。露露倒底是年轻,不怕冷,穿得挺单薄。还是件低胸衫,胸前的两只珠穆朗玛峰滚来滚去的,我不好意思盯着,又忍不住要扫两眼。露露倒根本没在意,她东张西望地观察着屋里的环境,一面就说:“老师,您这屋里收拾得不错啊!”她一眼就发现了我前女友的那张照片,凑了过去细细地看。这还是十二年前,我在深圳为女友亚倩照的一张室外照,亚倩那时才24岁,含苞欲放。我当时是个穷小子,情况不比眼下好多少。这场恋爱无疾而终,最后,亚倩嫁给了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男人,那人的存款才不过15万。这件事,是我心头永远的一个痛。露露看着,就问: “老师,这是你女儿吗?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,就顺势说:“是啊。”露露回过头来,有点惊奇地说:“你女儿都这么大了?”我说:“我结婚早。”她又瞟了一眼那像片,感叹了一句:“你女儿真挺有福气的!”我说:“有什么福气?在外打工,混饭呗。”这谎看来就得这么一直撒下去了。露露却毫无察觉,反驳说:“咋没福气?您瞧您多喜欢她,走这么远还把像片放在身边。我老爹可赶不上您。”不知怎的,露露的这话,我听了有点难受。她是风月场上混惯了的,不能想象一个男人会把十二年前的女友照片始终摆在身边。是啊,像我这么痴情的男人,能有多少?当然,也不完全是痴情。还有那十五万。十五万,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处。

    两人一时沉默,我为了摆脱尴尬,想了半天,才说:“你,工作还忙吧?”露露一笑,又恢复了她那风尘作派,叹起苦来:“忙!昨晚忙了一晚上,赚了个”打的 “的钱。老板们现在也抠门儿了。”露露此时离我很近。狭小的屋子里本来就没多大空间,露露又是个满不在乎的女孩,坐在那儿不安分。衣服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,东拽拽,西扯扯的,眼看那珠穆朗玛峰就要真相大白了。我知道这样下去,很难估计后果,如果让露露身上的女人香再熏上一小会儿,难保我那钱包里的资产不会流失。于是,我咳嗽了一下,说:“姑娘,我这个……眼下周转还有些困难……”露露不解地看看我,忽而明白了,嘿嘿笑起来:“老师,您可别想歪了。我怎么能……嘻!老师,您可太有意思了!”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,连忙掩饰说:“我算什么老师啊,跟大伙儿一样,来北京混呗。”露露向我挤挤眼睛道:“那可不对,您是您,满地下室就您是个人物。”她又朝四周看看,注意到了搁架上放的书,便起身去看:“妈呀,这么多书!”我无论出差到哪里,随身总要带20本书,再加上最近到了北京以后买的,搁架上总共有30本书的样子。露露挨本看着书名,随手抽出一两本翻翻。然后问:“这么多书,一年能看完吗?”我说:“这些呀,最多两个月就看完了。”露露十分吃惊:“真的吗?那您家里有多少书啊?一两百本吧?”我心说,姑娘,我要说我家里有七千本书,你是不能想象的。真实的情况在某种场合说出来,就跟谎言的效果一样。我只能点头道:“差不多吧。”露露吐了吐舌头,放好书,又盯住我女友的小照看了看。回身来坐好,把衣服领口往上拉了拉。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我知道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,就说:“喝水吧,露露。我烧了开水。”露露叹息了一声,说:“老师,您别客气了。您真是个大学问人。还要住一段时间吗?”我说:“不好说,可能要一俩月吧。”露露便起身说:“老师,不好意思了,打搅您了。您看您的书吧,我以后不会来了。”我连忙说:“哪里话,没事就来坐嘛。”露露转身拉开门,有点依恋地望了望我的房间,说了声:“天暖和点儿了,您勤上去走走吧,晒晒太阳!”我应着,将她送到走廊上。露露的拖鞋声在走廊里回荡,渐渐远了。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洗发露香味儿,化解着屋子里的寒冷。我忽然有些心酸,靠在床上,什么书也不再想看了。

    8

    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,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,就是打死我,我也不会信的。即使是在1960年,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。那时我家是高知,没有多的粮食,但是有钱,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,把饥荒对付过去了。如今这一次,我可是没有办法了。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,但人家是在做买卖,要按经济规律办事。吃一碗饭收一块钱。我吃一碗不够,吃两碗嫌多。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,一碗就一碗吧。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:“这位老师傅,一碗能饱吗?要不再来一碗?”我只有打哈哈说:“够够,我这岁数,吃多了撑得慌。”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。

    下午三点的时候,比较难熬。地下室里冷,热量消耗大,一到这时就感觉饿。我耐不住,就遛达出来逛市场,以分散注意力。

   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。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,消费水平不高,老人又多。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。早上六点就开市,早午和下午三次高潮,人头涌涌,甚为壮观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,有北京的老点心,天津的大麻花,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,东北松仁。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。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,有小喇叭,录音机,也有扯着嗓子喊的,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,不一而足。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,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,风头甚健。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,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,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,回去解谗。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,是总是沸反盈天,摩肩接踵,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。

   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——冰糖葫芦。说起糖葫芦,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。糖葫芦是北京特产,别的地方也有,但不如北京的地道。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,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,有的还去了核,切了口,里面夹了山药片。手艺师傅支起大锅,把糖稀熬得稠稠的,将葫芦串浸到里面,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。往铁錾子上一放,吱吱直响。小时有一次,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,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,谗得不行,想让母亲买。不知她老人家(其实那年她只有 33岁,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)当时是怎么想的,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,就是不给我买。那印象可是太深了,刻骨铭心啊!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。在市场里逛,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,都要垂涎三尺。有一次忍不住,买了一个来尝。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,让位给无理性消费,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。也别说,糖葫芦的糖分多,也能顶饿,两顿饭中间来一支,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。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,熟了以后,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,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,舔舔嘴唇,再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。我留意过,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,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。我不管那许多了。仓廪足而知荣辱,我这仓廪不足的,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?乐亭汉子有点憨厚,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,我去得多了,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,做个小买卖养家,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。“什么人什么命啊!像您老人家就好喽,享清福啊。”他老是这么念叨着,不胜羡慕之意。

    一天,我正品尝得过瘾,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。回头一看,是露露!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,很惊讶:“老师,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?”我尴尬地笑笑: “那个什么……上年纪了,嘴苦。”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,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,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,说:“不成,吃不了。”她看看我,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,又说:“老师,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?”我笑笑说:“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。”露露就说:“哎哟,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。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!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,您可千万不能!”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这时,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,她连忙掏出来看,看过后,脸上有欣然之色。我当然知趣,赶忙对她说:“你有工作,快去忙吧。”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,脸倒红了,说了声:“那我……上班去啦。”我向她摆摆手:“快去吧,小心着点!”露露起身,又叮嘱我一句:“这糖葫芦没去核,您可小心别崩了牙。”说毕,飞快地走了。

   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,也凑过来坐下,点了烟来抽。一面就问我:“那女子是您学生?”我一怔,吞吞吐吐地说:“是啊……教过她小学。”汉子就慨叹:“瞧您多好啊,学生都这么大了。上着班呢,还掂心着您,怕您老把牙咯了。知书达理啊!”我心里苦,嘴上却附和着说:“就是,现在这些孩子,不错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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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09:08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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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从市场转悠出来,刚走到小街上,就见小宋从外头回来了,脸上喜孜孜的,拿了个纸条正低头在看。小子!大概是有好事了,我走到他前面,故意挡了他一下。小宋下意识地躲了躲,没躲开,抬头刚要发火,一见是我,大喜,一把抓住我胳膊,拉我到院子里下象棋的石桌旁坐下。

    他把那张纸条递了过来:“跑了一天大钟寺,累坏了。你看,从老和尚那儿求来的。”我展开纸条,只见上面写了一句偈语:“不宜大动,只宜缓动,缓缓而动,百发百中。”我默念了两遍,冷笑一声,问他:“忙一天,就求来这个?”小宋表情充满期待地问:“怎么样,老总?你给解释一下吧,这什么意思?”我问:“是老和尚给你的吗?”小宋说:“没错儿。”我说:“你不是……从厕所门上抄来的吧?”小宋眨眨眼睛,忽然明白了我是在讽刺,便抢过纸条说:“老总,我要抗议啊。你对我是不错,但也不能侮辱我呀!”我笑了,问他:“饭都吃不上了,还搞这个。花了多少钱?”小宋说:“不贵,十块钱。节食两餐,就出来了。人总得有点信仰啊。”我说:“你给我十块钱,我到公厕去给你抄十条回来。”小宋说:“老总又拿我开心了。”我正色道:“日子不好过,搞点正事吧。”小宋连忙辩解道:“正事也搞着哪,正跟一个东北女老板接触,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”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,我约小宋一块儿去吃饭,他说不吃了,要把今天的求签钱找补回来。

    几日过去,小宋的事业不但没有进展,跟旅馆老板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紧张了。一天晚上,露露急火火跑来敲我的门,告诉我说,小宋跟老板在收发室吵起来了。

    我赶到收发室,见两人正在对峙。小宋见我来,就说:“你说说,我跟鲁花开两句玩笑,他还不乐意了。他吃的哪门子干醋?”我心下明白,形势已今非昔比,小宋不知内情,冒犯了人家的禁脔了。却听老板气咻咻地说:“一来我就知道是个牛逼匠,整天吹吹呼呼。房钱交不起,搞什么搞?等你那牛扒城搞起来,北京城的老牛都让你吹死完了。”小宋指着老板鼻子说:“咱们一码是一码啊。我欠钱不欠人格,再说不好听的,我废了你!”老板轻蔑地一笑,说:“又吹牛逼!你个九头鸟,爪子长齐了没有?”“你TMD山东棒子,我今儿就把你齐根儿撅了!”“我日你妈的!”“我*你奶奶!”老板大怒,一把揪住了小宋的意大利夹克衫:“你 TMD今天就给我滚!”小宋心疼衣服,抡拳就要打。我见势不好,连忙抓住小宋的手腕,喝住两人:“都是出门在外,干什么呢!”将两人扯开后,我推了小宋一把:“快回去吧,胡闹!”小宋愤愤地说:“我*!人他妈落难,连农民都来欺负。”老板反唇相讥道:“有种的你别住农民的店,马路上睡去!”我吼了一声: “行了!都歇会儿吧!”

    打架期间,鲁花也在屋里,却纹丝不动,坐在柜台后,埋头用圆珠笔在一本杂志上写写划划,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样子。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,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。我心想,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,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。小宋走后,老板坐到床沿上,犹自意难平,跟我唠叨着:“你说说,如今这小年轻的,怎么没人性?正事不干,就知道撩骚!我好几次跟他说,让他学学你老,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。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!”我哭笑不得,只好说:“你消消气。年轻人火力旺。你也体谅一下。我不同,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。”一句话,把老板说乐了,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。一场风波就此过去。

    隔了几日,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,把我拉到一个角落,悄悄问我:“咱们都是老同志了,我就不耻下问了啊。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?”我心里暗自诅咒,嘴上却说:“我也不清楚。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。”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,忽而又想到了什么,便凑近我,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:“我可没有歹意啊,你老是不是……练功的啊?”我愣了一愣,哈哈大笑:“你想到哪去了?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!”老板略显尴尬,赔着笑说:“不是就好,不是就好。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。”

    10

    应该承认,本文从“露露来访”这一节开始,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。然而,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。小宋,露露,鲁花,老板,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,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,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。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,人们苦熬着冬日。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,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。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。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,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,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。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。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。有一种东西,棉絮一样,拥塞在我心头。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,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,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,难以为继。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,为了自己,也为了读者。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。

   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,不会有余暇想到,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,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,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。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:这些人,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,操着同样的母语,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,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。

    生活是灰色的,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。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,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剧。它更多的是死寂,单调,无奈。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。奔波,生存,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,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。我在那里的两个月,很少听到有笑声,几乎听不到音乐。黝暗的灯永远亮着,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。

   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,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,一趟趟地去大钟寺,去北郊的养牛场,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。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,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。以我的经验,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,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,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。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。

   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。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。正是这份工作,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,电梯,立交桥,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,我最经常看见的她,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。宿费,电话费,小百货,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。她没有休息日,没有女伴,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。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,想哭诉时,思念母亲时,想歌舞欢乐时,又怎么办?她究竟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?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,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。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,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。因为我记得那句话:最大的痛苦,是梦醒了无路可走……

    我还记得露露。诚然,她的那次拜访,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,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,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,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。在走廊里,在水房里,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。我知道,那决不是为了钱,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。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,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。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,她永远朝气蓬勃。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,她不是大学生,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,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,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。我只觉得,她比我要坚强得多。

   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,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。我后来发现,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,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。家徒四壁,什么都没有,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——豪华,欢乐,成功或漂亮女孩子……他们是鼹鼠,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。

    那时候,我觉得我们这些人,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。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。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,春天迟迟不到。清夜里,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,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。世界很大,可是,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?读者们可能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,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。漫长的寒夜,它太广大了,无处不在,覆盖了我们的半球,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到来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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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09:31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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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冰雪终于渐渐走远,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,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。正午时太阳不错,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。只是,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。外边是春天,里面还是冬天。

    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,在座的读者,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,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,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,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。这些,我都经历过。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。这次住进地下室,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。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。因为早在三十年前,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,但我决没有想到过,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,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。

    在乡下的时候,冷了,可以烤火,睡觉也有火炕。冰冷的床,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。而在这个地下室里,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。墙上靠墙的地方,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,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。市内的空气像冰块,无处可躲。我有电热毯,点着它,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。可是,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,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,也用不起电。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,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。他一面就咒着:什么鸟屋子,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!

    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,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:老总老总,我来跟你汇报汇报!孤苦无助的人,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。坐在我那里,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。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,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,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。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,反复掂量着,该给谁,不该给谁?人家会不会认真看,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。我问他: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,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?他得意地笑了,说: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嘛。我哪里舍得这么搞。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!我又问:一本要多少钱啊?他又笑: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。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,一边搞就一边聊,诉苦吧,施苦肉计,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,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,店老板大手一挥说,兄弟,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,别泄气,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。今后尽管再来,费用先欠着,别跟我提钱!谁不是这么过来的?小宋朝我一挤咕眼,末了说:你看,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?

    他的梦,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,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。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?在他们眼里,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。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,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,抓住价值所在,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;把那小伙子叫来吧!这种希望,太渺茫了。往往是,三天过去了,小宋笑笑说:贵人多事,还没来得及看呢。六天过去了,小宋有点坐立不安:怎么回事?忘了吗?等吧,没法子!十天过去了,小宋有些沮丧:唉,准是不感兴趣。只要给我五分钟,五分钟啊,准说动他!妈的那个秘书,准没说什么好话。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,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?

    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,我一次次听着,帮他分析着,鼓励他耐心等,尽管我知道,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,微乎其微。

    树渐渐绿了,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。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,不知疲惫。我知道,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“在路上”的状态。人在奔波,就要少一点绝望感。这个城市并不宽厚,最相信小宋智慧潜力的,就只有他自己了。如果没有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,他恐怕早就崩溃了。从北京东南的松榆里,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养牛场,坐公共汽车要倒换四次车,光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。多半是站着,车内人挤着人,外面的路无尽头。我记得小时候常唱一首歌:我们年轻人,有颗火热的心……我不知道,那些沿途的高楼大厦,豪华酒店,巨型商场能给小宋那颗火热的心以什么样的回报?

    小宋是个没有工作的人,但他那种狂热的工作态度,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。

    12

    小宋不断向我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,他也确实见到了几个人,有承包了北京音乐厅的钱经理,有某畜业公司的王总,有某纺织集团的张总,还接触过一些台湾人。台湾人的反应比较好,多半对小宋的构想赞不绝口。而其他几位北京城里的大腕却迟迟没有回音。小宋的信念终于有些动摇了,央求我也给他想想办法。我心里苦笑:要是有办法,何至于混成这样?在这个城市,我所认识的人,大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,我听到过最痛快的承诺,最豪迈的抱负,最热情的邀请,最诱人的远景,但是,此刻却不能奢求他们对我有一分钱的帮助。汉语里最打动人心的词汇到了他们嘴里,原来就只是个响儿。我曾经将他们的承诺打了百分之五十的折扣,来决定与他们的交易或合作,可到头来发现,那些热辣得让你感动的承诺,最后的底牌只是个零!

    也许是小宋的执着感染了我,我搜索枯肠,忽然想起来一个人,也许有点儿用。这是我此次来北京才认识的朋友,有过泛泛之交。他是河南洛阳人氏。那时全国性的对河南人的讨伐还没有开始。不过即便是开始了,我也自有我的好恶标准,不会管那些。此人三十六七的年纪,白面皮,书生样子,待人彬彬有礼。我在这里姑且就叫他阎先生吧。阎先生自称父亲是外经贸部的官员,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公司,现在又回到北京来发展,专门做些项目投资中介的活儿,有时也给人家“跑跑部”,也就是疏通部里的紧要关节。我看阎先生交往甚广,喝一会儿咖啡的功夫,要接八九个电话,手边还常拿着两三本厚厚的可研报告,忙碌得很。他衣着阔绰,举止不凡,不大像是空架子。在我落难之后,他就找不到我了,当然我也无颜再跟他联系。

    我把阎先生的电话告诉给小宋,让他自管打着我的旗号去会阎先生。小宋说:那怎么行?你总要先吹吹风,不然他怎么肯下力气?我想想也是,就到收发室给老阎打了个电话。老阎说:老兄,怎么搞的,失踪了?不会是被绑架了吧?我说:玩笑了,谁绑我干什么?梢有不方便罢了。老阎是场面上人,便也不再问,只是奇怪地说:你这电话号……是什么地方啊,跑到郊区去了?我说:咳,一破饭店。老阎问:什么饭店?我说:叫什么……地府饭店吧?老阎便有些疑惑:有星没星啊,你就住?还有叫这名儿的?你老兄,嘿嘿,怎么神神鬼鬼的。我这才把小宋的事跟他说了,老阎说:可以啊,让他来找我吧。正好这几天有几个人找我谈投资。我没忘了找补一句:小宋现在可是不大景气,您包涵点儿。老阎立即明白了,说:嗐,你的朋友,我还能拔毛吗?我说:他可是连饭也请不起。老阎说:好说,我请他。得,不跟你说了,我还开着车呢!

    两天后,小宋去见了老阎回来。我问:情况如何?小宋挺高兴,向我一拱手:老总,谢谢你啊。事情虽然没有眉目,但是老阎还是个办事的人。我心里没把握,就问:他办公的地方你去了吗?我可是跟他不大熟哦。小宋说:去啦,不错,很有派!我问:怎么说呢?小宋说:他那个小秘真不错!我有些恼了:我问你正事儿!小宋不好意思地笑笑,说:还行吧。老阎说,不知道我这项目这么小,还以为是大项目呢。他手头有几个人,台湾,大陆的都有,但都奔着大的来呢。他说,要是六百万的项目,找钱还容易点儿儿,六十万,太小,人家投这点儿资嫌累。他让我等等,容他再找找。我听了,沉吟半晌,然后拍了一下小宋说:小宋啊,老阎说得对呀,你这主攻方向整个就错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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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09:54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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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小宋两眼一放光,拽住我:来来来,老前辈!你好好讲讲。我说: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,就是没有细化分析有钱人的心态。老阎不愧是老手,他说得没错,大钱好弄,小钱难套啊。你我现在住地下室,穷得叮噹乱响,想着六十万可是笔大钱。但是那真有钱的,六十万不过九牛一毛,洒洒碎。咱们光盯着大集团大公司,他们有钱是不错,但他们有没有耐心做这小买卖?人家越有钱,就越想图快,快进快出,一门心思做的是投机生意。做金融,做房地产,做股市庄家。几个月,最多一年,资金翻番,就收手!完了再找机会。谁能放到你这儿六十万?做牛扒城,最快两年才能收回投资,第三年才开始赢利,急死人了不是?再说,项目没有大小,一样的操心,饮食业的变数就更大了。这么个蝇头小利的东西,却要花这么多心思,无怪乎他们没兴趣。小宋闻听,就有点急:那怎么办?完蛋了我?就得等死了?我说:你急什么?老阎不是给你点了路子了么?去找小商人。大陆的不行,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,你找台湾人。一是懂规矩,好合作。二是作为个人投资,想拿出积蓄的一部分,在大陆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,你这投资总额对他们来说,正好。不大也不小,他们也有耐心等你慢慢做大。磨合好了,兴许能完全放手让你做。小宋听了,精神一振:好哇,英明!老前辈,晚生茅塞顿开呀!让我再理理思路。不过,我倒想问你个问题,以前想问,又怕唐突了。你老到底是怎么回事?江湖圣手啊你是,窝在这种地方干嘛?我摆摆手说:先不说这个。人有旦夕祸福,不是主观愿望能说了算的,你就历练去吧。小宋就笑:我以前是有眼不识真人了,还以为你是猥亵了女学生,东窗事发,跑这儿避风来了。我斥道:你小子,没好话!

    小宋自去重新操练他的事业,又是接连地早出晚归。他的话,触动了我的隐痛,好几天都郁郁寡欢。一日黄昏,我又磕磕绊绊地出去买报纸,路上冷不防有人从后面上来,搀住了我的胳膊:老师,您上哪儿?我一看,是露露!露露没化工作妆,素面朝天,我一瞬间竟产生了错觉,她怎么跟我那前妻年轻时酷似?有一种影子你真是到哪里都甩不掉。露露问我:吃饭了吗?我摇头。露露就说:正好我也没吃。今儿我做东,咱们走!我连忙说:不用不用。露露笑说:您老客气什么呀?我说:这不好,姑娘。都不容易,您甭管我。露露惹人怜爱地撅了撅嘴:老师,一顿饭还能吃穷了么?您瞧不起我。我说:哪能哪能,我是说……叫小宋看见了不好。露露一听,柳眉倒立:什么小宋,毛儿都没长全呢,还当自己还是个人物!我说:露露,姑娘家,别这么说话。露露竟来了倔脾气:您不提这个要饭的小宋则罢,您提了,今儿就非得跟我吃这顿饭不可!我也有点急:露露,这马路上,拉拉扯扯的不好。露露说:拉拉扯扯怎么啦,您就是我老爸还不行?我只好说:好好,我去我去,成了吧?

    14

    露露扬手就要拦车。我说:就别往远地儿去了。露露说:成啊,今儿就不去马克西姆了。咱们去个近地方。此时天已渐暗,狂风骤起,沙尘暴眼瞧着几分钟内就将半个天都染黄了。我心说,怎么会这么恐怖啊?塌了天一般的架势。露露眯着眼拦下车,招呼我快上。两人打仗似地上了车,露露指点着司机,三拐两拐。从潘家园桥下来,开了还没到一站路,进了一个幽静的宾馆大院。我好生纳闷儿:天天在这附近瞎逛,却不知咫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。

    下得车来,走了没三步,黄沙就扬雪般地洒了一脸。坐进大堂西餐酒廊的时候,两人都快成土猴了。坐下来,候了五分钟,服务生才姗姗来迟。小伙子也不作声,甚是踞傲,冷冷地伫立等候。我从他眼里读出了一种隐隐的蔑视。这小子心里准在想,哪里来的老帮菜,还带了个没化妆的土妞?露露扫了他一眼,拿起自己前面的菜单,问:老师,您吃什么?我说:女士优先。露露就说:我要黑椒牛扒。服务生嗯哼一声,用英语问了一句话。露露眼也没抬,一摆手说:我不会英语,等会儿老爷子点菜,你再说,好不好?服务生便改用中文问道:几成儿熟?露露答了,又问我:您老来吧。我说,也一样吧。露露说,您那牙口,不行吧,要茄汁猪排吧。我说:行。又点了沙律、罗宋汤等等,露露就说:就这些吧,我也不摆谱啦,真心实意请您老吃顿饭。服务生退下,露露鼻子里嗤了一声: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雏儿?

    这样的环境,我并不陌生,说来也不过才疏远了二十来天。今天却令我有骤进天堂的感觉,脖子都硬得不自然,怕人笑话。我对露露说:无功不受禄,你是有事要求我吗?露露说:老师,您太精了,我这事呢不大也不小。我心说,我一个穷酸老头,能帮她什么呢?露露说:别人都叫您老总,我认为您就是个读书人。我打小就没和正经读书人接触过。您是头一个,可能也是最后一个。我只有一件事求您。我早晚是要结婚生子的,您先给我将来的孩子取个名儿吧。我略感惊讶,说:这还早着呢吧?露露说:我觉得您取的名儿,准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。我惊诧莫名,感叹道;露露,我以为你是……想不到,想不到。露露笑了:您以为我是个坏女孩,也就不可能做个好母亲?我看看露露,她笑得很好看,在野性里却透出一种圣洁。叶落于沟渠啊,她是不应该受什么谴责的。一股怜惜之意在我心里油然而生。我说:这两天我想想,想好了写给你。不过,不知有什么要求没有?露露斩钉截铁地说:要带点儿书生气!

    菜肴陆陆续续上来,我惊奇地看见,露露熟练使用刀叉的程度远强于我,有板有眼的。我说:好家伙,你用得这么标准?我可是不行啊。露露说:学的。有个台湾老板包了我三个月,那人心好,有耐性,把着手教我,就学会了。我心里叹息不止,问她:你做小姐,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?露露说,青春饭,能吃几年?现在就够背的了,将来更一天不如一天。攒个三五万,回家嫁个老实人,开个小店,过日子吧。只希望将来孩子别受罪,说什么也要让他多念书。

    我这才发觉,露露也是个平常女性,身上也有母性的光辉。地下室虽然阴暗,但她的心并不阴暗。她那小小的对于未来的渴望,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的基本愿望。她会嫁人,会在将来的乡村岁月中老去,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祖母。她的儿孙们,决不可能想到,他们的这位温厚慈爱的长辈,竟有过如此样子的青春。

    露露见我沉思,就问:老师,您一进地下室,我就看出来,您是个好人。我和我那姐妹议论过您,我们不相信您能干坏事,但又想不通,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。我们住地下,是应该的,您是真不该住在这儿。我沉默了一阵儿,对她说:我倒霉,一不是因为钱财,二不是因为女人,我是书读的太多了。露露笑了:得了,书读多了会倒霉?我说,古人说了,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我送你两句话,以后教育你的孩子,那就是,小时要读书,长大莫读书。读书别当真,只当磨光阴。露露惊异地问:为什么啊?我说:因为咱中国的事儿,和书上说的不一样!露露说:那您是……我说:我是个老总不假,但我是吃饱了撑的理想主义者,一边经商,一边还读书,一不小心读进去了,读傻了。以为文化是个好东西,把什么都不要了,一头扎进北京来,想过一过文化生活。哪曾想,活活做了这地老鼠!露露见我有些激动,连忙说:老师,咱不说这个。您虽落了难,可谁也不敢把您瞧扁了,蛤蟆也会有翻身的时候,何况大活人!我说:你可要记住,将来养的是姑娘,可以让她上大学,若养个小子,高中足矣。要幸福,当官经商都是路,就是莫读书!露露此时有点儿慌了,起来搀着我说:您吃好了么?咱们回吧。

    落地窗外,沙尘暴仍在肆虐,路灯昏黄一团。我走出门,感觉沙子打在脸上的感觉,很痛快,痛快极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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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10:10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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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外面风势小了许多,但仍是黄尘满天。坐在出租车上,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。露露坐在前面,扭过头来说:您刚来的时候,逗乐着呢,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,没处躲了,才跑这儿来的,我可不信。我脸一红,对露露说:都是小宋胡说八道!露露说:那天上您屋里去,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,您要是动手,我就乐不得的,赚个饭钱;您要是不动手,我就算认识认识您。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,还腼腆着呢,眼睛都没处搁。我心说,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?我实在止不住乐,对露露说:行了吧,姑娘,甭说了。露露又说:您这种老男人啊,最好,人家说是什么来着?极品。最会疼女人了,做爱也温柔,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。露露的话,说得开车的“的哥”瞠目结舌,连连侧过头看她。露露就说:怎么样,哥们儿?我说的没错儿吧?

    刚刚通过潘家园桥,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,喊了声:哎哟,怎么这么多“雷子”啊?抬头一看,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,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,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。我一下挺起身来:怎么回事?露露看了看说:没事儿,抓通缉犯的。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:我要是有什么事儿,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。

    车缓缓停在路边,一个警察走过来,弯下腰看了看车内,说:请两位下来一下。下车后,我和露露被分开,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,盘问了一下,我应对如流。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,他问了很久,然后将头一摆,示意露露:你,跟我们走一趟。又对我说:老同志,没你事儿,你走你的吧。露露稍有些犹豫,警官喝了一句:走吧!露露便说:我要付车钱!她两步跑到我身边,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,压低声音说:告诉我姐妹,是****的,赶紧找人“捞”我。随后,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。

    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,注定了要极不寻常。过了半夜12点,当鲁花要锁大门时,小宋也没回来,这是绝无仅有的。老板懊悔莫及,坐在床沿上,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:坏了坏了,怨我,心太软、心太软哪!我劝慰他说,情况还不明,先别急,等等再说。一会儿,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,上来报告说,东西都还在,好像不是跑了。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。老板咬咬牙,亲自下去,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。那两人苦苦哀求:您看这么大的风,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?老板吼道:爱哪儿去哪儿去,火车站,医院!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,走吧走吧!

    喧闹平息过后,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。走廊里悄无声息,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。一声声,一声声,空寂而凄凉。

    16

    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,那姐妹倒也镇静,只是有些疑惑: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?这个露露,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。她就是粗粗拉拉,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。那姐妹想想,说问题不大,马上就能办,捞得出来捞不出来,得看运气。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,猛打了一气电话,自去忙着“捞人”去了。

    这一夜,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,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。小宋和露露的影像,交替在梦中出现,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。早上醒来,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。第二天,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,两人都是音信皆无。老板吩咐电工,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,暂存在电工房里。他一整天铁青着脸,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。若小宋真的跑了,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?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,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,估计自能应付。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跑了,是绝无可能,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。不过,他又能犯什么事呢?

    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,一下就失去了生气。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,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。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,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,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。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,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,他们突然一走,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。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,丝丝缕缕,都让人怀念。

    趁着这个空当儿,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。往事很多,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,与地下室实不相干。但有些事,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,不可不提。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,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,卖命多年,辗转流徙,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。老板器重自不必说,而且由于性情投契,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,几经荣辱沉浮,已成兄弟一般,公司产业有我一份,已是笃定之事。

    古人常讲“满则溢”,“物极必反”,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。那几年,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,我们无事可做,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,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。炎夏日长,我无以消遣,千金买笑、笙歌宴饮的事,也不多了。一是鼎盛期已过,诸事要顾及长远,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;二是经济萧条下去,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,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,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,令人无甚胃口。忽然一日,路过书店,进去逛逛看,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。随手购得几本,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。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,读得痴了,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,人人都在捞钱,我居然能关门写诗,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。直到老婆忍无可忍,移情别恋,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,要去共创小康,跟我摊牌谈离婚了,我才如梦方醒。男人之痛,莫过于此啊。我激愤之余,胡里胡涂就下了海,从此手不碰卷,只拜孔方。一晃儿十年过去,我既视婚姻为畏途,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。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,却也享尽浮世繁华。中间妙趣,这里已不宜再说了。总之是孑然一身,花天酒地,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。

    待伤痛渐愈,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,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,尤其那日本的小说,委婉细腻,韵味深长,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。我在公司是元老,半个家由我当着,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。即使老板对我,也格外宽容。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,重新做起了文学梦。上班时间,堂而皇之,或写小诗,或写散文,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,竟每发必中。我欣然面有得色,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,却以为是天生我才。偶有斩获,便向职员吹嘘一番。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,又惧于我的权势,自然附和说好,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。

    直至有一次,我浏览报纸,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,便头脑一热,想去一睹名人风采。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。某晚,命司机载我去学院,混在青年学子当中,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。不想,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,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    17

    退之先生侃侃而谈,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。话题不知如何,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。先生语气骤然激愤,他说:自古以来,文章乃担道义之事,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?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,但就是诗圣杜甫的《大鹏赋》,也难以流传。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,更乃骇人听闻。文章书册堕落到此,不如直接去印钞票。古今中外,名著万种,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?文人既然从文,当是不屑于龌龊事,如要龌龊,又何必舞文弄墨,直当婊子去算了。

   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,不知为何,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。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,简直顶天立地,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“小我”来。先生演讲完,学子们蜂拥而上,东问西问。我两手空空,无以为敬,只好挤上去,双手递上名片一张。先生接过,看了,貌谦而实倨,微笑道:对不住,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,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。我听了,顿时无地自容,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,红了脸,支吾两句,便落荒而逃了。

    那晚回来,我失魂落魄,晚上竟一夜未眠。先生之高风亮节,衬出了我的渺小。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,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,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。现下的所谓公司,大多其实是小朝廷,老板坐上大班椅,感觉就是在做皇帝。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,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。我历练多年,已深谙此道,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,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。先是鞍前马后,夹着尾巴做人,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,不忘表功;办砸了,则死不承认,能推责任就推,推不掉就强调客观。老板生性粗疏,懒得过问细事,竟事事都交给我办。我小心从事,决不违拗,总哄得老板高兴。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,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,实在低智,免不了要发些牢骚,传到了老板耳里,下场就是走人。而我韬晦有术,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。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,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,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,每每为了邀宠,便向我发起攻击。我则先行忍让,从不逞匹夫之勇。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,则不免大意,行事必然乖张,露出些破绽来。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,有那好事者,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。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,我这才施展反击,痛陈此人之不可靠,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。如此,屡试不爽。久而久之,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,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,于是纷纷向我示好,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,或给予好处,或帮忙遮掩过失。职员们自是感恩,在老板面前,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。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,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。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,而改称“某大人”。我心里只笑,大人之所以是大人,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。

    上述种种,现在想来,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。现在,我不以为耻,反倒沾沾自喜。人要堕落,为何竟如此之快?想了一晚,早上,我叫来司机,载我至海滨,看了大海碧涛良久,终于问自己:人,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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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10:29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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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自那以后,我订了《读书》杂志和《中华读书报》,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。九十年代的后期,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,比如“人文关怀”、 “精神家园”、“坚守理想”。这些东西,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。我想,我的精神,确实脱离了家园,游荡得太远了。我们这个公司,在九十年代前期,曾在三年内,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,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。这些钱,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,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。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,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而是寄生虫。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,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。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,变成了杯盘狼藉,变成了一片荒草。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,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,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。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,只有荒淫无耻,才是真的。

   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,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。我每天仍在上班,做计划,发指令,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,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,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。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。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,得数让我目瞪口呆: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。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,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,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,终生难忘。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有那么一段时候,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。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,但就是挥之不去。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,我只知道:我们已经罪恶如山!

    终于,我跟老板摊牌了:我要走。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,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。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,他掩饰不住惊奇,说:你干嘛要走?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?你要到哪儿去?你还能干什么?我说:我要去北京,我要去搞文化。老板说:在公司你有房有车,我待你像亲兄弟。这两年是不大景气,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,好运就在眼前。我问你,你到底要什么?我说:人各有志,并不是你对不起我。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。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,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,公司现在需要钱,我还给你,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。老板拍案大怒:你疯了!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?我说:北京我有朋友。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:你,你,你老糊涂了,朋友还靠得住吗?我说:我相信靠得住,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老板无言良久,突然爆发了:好,你走吧!走啊!我不要再见到你!

    19

   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,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,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。在九十年代,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,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,不能说绝无仅有。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,且不能为人所理解。

    我走的时候,完全是低调处理。老板未再挽留,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,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。我遵守了我的诺言,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,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。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,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。是啊,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,是机器上的主轴,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,没有我,办公室该怎样运转。最后一晚,我坐在别墅凉台上,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,许久不能入眠。

    第二天一早,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,他憨厚寡言,跟了我多年,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,一路上闷闷不乐。在机场,托运完了行李,我跟他作别,他问:什么时候回来?我说:说不上了。他欲言又止,最后终于问了一句:副总,你没有什么事吧?我忽然有些伤感,握了握他的手:兄弟,回吧!

   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,我飞向了北京。我知道,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,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。我所有的财富,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。

   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,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,就陷入了绝境。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,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。

   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,老黑和老白。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,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。我在南下深圳之前,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,与两人过从甚密。这两人,可说是“老北漂一族”,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,试图用文学换饭吃。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、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,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。我南下后,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。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,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,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。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,每次去北京出差,总要去看他,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。到了九十年代末,情况有了变化,两人突然间暴发了。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,玩了几次资产重组,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,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。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,进而做书、买电视台广告时段,斩获甚丰,也是一俨然小富。

   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,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,以共襄大计。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,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,都不胜嘘欷。老白说:你来吧,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,你来当主编,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。老黑说:你早该来,在南方混什么,我这里钱虽不多,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。你我谁跟谁?明天我去方庄小区,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,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。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,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,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,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,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。

   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。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,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。有骆驼不说牛,满嘴跑火车,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。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,他们中的任何一人,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。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,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。简要的情况是: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,而且即使谈下来,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,左右不了人事权。从我到北京之日起,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。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,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,说:这老板是咱哥们儿,你先住着,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,完了你让他找我要。方庄的那房子,嘿嘿,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,你先绷一阵儿。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。老白说,他正抓紧“跑部”,争取把周刊拿下来。老黑说,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,他要去安抚安抚。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,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。

    20

   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,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,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。头几天,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,有时候去故地重游,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。十几年过去,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,她叫潘婷。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,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,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,专门培训CEO.眼下已颇有知名度,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,也要虚心聆教。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,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,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。她现在诸事顺遂,为人妻母,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,自己开了辆宝马车,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。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,连带着叙旧,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。是我先客套了一句:如今你是大忙人了。潘婷淡淡地说:可不是,下了班也要应酬。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,不去总不好。我问:活动很多吗?她摇头:一般的我不会去。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,我都对他们说,不开奔驰的,不要来找我。我不由一怔,潘婷笑笑说:你当然不同,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,我愿意跟你聊文学。我叹道:潘婷啊,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。潘婷就说:什么阶级?我不这样认为。不开奔驰,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,没法儿谈。谈到我此行的目的,潘婷很羡慕:搞文化,写作,多好啊!我现在还停不下来,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。我说:那好,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。潘婷略想了想说:人哪,上去就下不来了,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。告别了潘婷,我在想,在我们这时代,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?

   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,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。回答永远是:再候候,快啦。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,电话时开时关,不容易联系。有一天,我从外面回来,叫服务员开门。服务员说,你这房早到期了,我们老总说,没他的话,不能开门。我打了宾馆老总的电话,问他:你什么意思?撵我走吗?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。宾馆老总说:不是那个意思。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,这人就不露面了,怎么回事啊?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,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,你还是催催吧。门马上就能开,可明儿又怎么办?我给老黑打电话,电话关机。给老白打电话,老白说: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,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,你再忍忍。我挂了机,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。两个朋友,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。只是我搞不明白,既然如此,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?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?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,就算完了?

   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,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:你疯了,朋友还能靠得住吗?是啊,我的弃商从文,竟是这样一个结局,问题出在哪里?

    第二天一早,我走到永定门桥上,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,终于明白: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,我已经被遗弃,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。我当初放弃了公司,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。它无关道德,只是个现实问题。现在,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。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,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,能救我的,只有我自己,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。对文化的膜拜,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。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,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,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,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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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10:56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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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,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。几天之后,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,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。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。在永定门桥头,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,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,我该怎么办?

   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,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,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,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。但是身处旋流之中,每迈一步,或是生,或是死,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?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,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。

    当然,也可以说,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。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,再回到老地方。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,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。也许今天看来,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,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。为了自尊,也为了尊重他人。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,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。我知道,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,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。对潘婷,则要更复杂一点。多年来,我们互相尊重。我一直感到,她对我来说,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,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。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。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,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。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。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,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。之所以如此,除了自尊以外,后来我想,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。

    就这样,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。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,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,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。海南带来的电话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,我停掉了电话。从那天起,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。

   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:要找工作。时间是春节刚过,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。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,因为我靠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。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,就只能向命运低头,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。

    我第一次感到,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。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,穷者愈穷。《百万英磅》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。每一笔小小的支出,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。我写了简历,要自己掏钱去打印,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,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。这些事情,过去在公司的时候,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。而今天,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,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。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,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。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,我想到,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,而那些人,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。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?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?

   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,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:像我这样年纪的人,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。没有过硬学历,没有电脑技能,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,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,也是梦想。我去过几个杂志社,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,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。我看到的,只是惊奇和怜悯。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,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,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: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,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?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?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?“正义”、“人文”、“精神家园”,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?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,被投到滚水里,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。

    退之先生,你害我不浅!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,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。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,离开了“罪恶”,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。你的说教,你的大作,现在能帮我什么忙?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,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,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!

    22

    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,我意识到,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。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,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。每天回来,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,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,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。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,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。然而,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。外面有阳光,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。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,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。

    一星期后,我终于停止了奔跑,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。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,得出了一个结论: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,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。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,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。我跑过的几个地方,是经过挑选的,成功的可能性最大。但能否被录用,变数实在太大了,甚至,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。“一切都是天注定”,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,今天,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。

   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,也也都没有回音。我叮嘱了鲁花,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,我不在,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。可是,北京,这个巨大的深水潭,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。我渐渐地平静下来,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。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。每天,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。这个庞大的城市,你就欢乐吧,滚动吧,喧嚣吧!我,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,匍匐在你的地底,正慢慢地被腐蚀,直至死去。

    我想,死,也不过也就如此了。临死的人,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?一个儒雅的人说过,人生有大休息,有小休息,死就是大休息。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,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。中午,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,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,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。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,他们不会想到,几十年后,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。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,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。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,我已耗尽了气力,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。所有的憧憬与欢乐,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。

    前面有一个商场。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。我走进去。书架上,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。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。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。它们是老朋友,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。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:喂,你们还好吗?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上面。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。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,错过了一些好风景。我们前行,至今毫无收获,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。现在,我可以休息了,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。我抽出《浮士德》,买了下来。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,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,满是灰尘。今天,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。我要休息,要看一看,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?

    回到小区院里,在石凳上坐下,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《浮士德》。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,开得有些惊艳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,真是美得有点凄凉。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,上学去了。多少年前,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,有过这样无忧的笑。那时的阳光,也是这样灿烂吗?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,坐在我身边,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。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:“我爱我的祖国,我爱我的……”朗读声颤抖而清脆,在春风里飘。良久,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:“老爷爷,你为什么哭了?啊?”

    我收回神来,连忙抹了一下眼角,说:“孩子,爷爷是高兴。你念吧,念吧。”

    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:“爷爷,你回家去吧!”

    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,抚着她的头:“孩子,爷爷的家,远啊。”

    23

    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,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。当“等待”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,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。每天都是一样。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,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。所以,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,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。这种矛盾心情,我没法说清楚。支撑我熬过来的,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:看《浮士德》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。它们,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。

    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。当年她只有24岁,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,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。她嫁了人,生了个儿子,仍是个“朝九晚五”的上班族,为了女人的自尊而忙忙碌碌。她的名字很美,跟那时她给我的感觉一样。她叫清逸,我想,现在公开讲出来也无妨了。这个名字,我有时会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心里呼唤它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我给她照了不少照片,留下了她最美的时刻。在我床头镜框里镶着的,就是当年在深圳湾一块小草坪上照下的。南国下午的骄阳,棕榈树,清逸的长发与欢颜,现在看起来真是天国的景象了。那时我们手携手地沿一排欧式铁栅栏走向海边,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,竟欢快得像个孩子。我想,我后来始终未离开南方,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她吧,尽管已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我不过是想,这样离那段生活能更近一点。现在,我的小清逸已经是中年妇人了,我不能想象,娇小玲珑的她,变成妇人后会是什么样子?我们都已经老去。青春飞扬的时候,是想不到会有今天的。

    《浮士德》也是能够安慰我的一个伙伴。我慢慢地读它,走进了一个奇诡的世界。我的灵魂,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脱离了出来,遨游于天际。我在揣想:能写下这部大部头的人,能译出这本书的人,他们在书写时,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?能如此执着地探索心灵的游离与归宿的人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。他们奢侈得起。是他们用优雅的智慧,点破了人类的悲剧——梅婓斯特这个鬼精灵的恶魔,带了天真的浮士德在走。眼盲的浮士德耳里听到的是壮丽的开掘之声,他永远不知道,从他脚边到天边,铺开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荒凉。

    日子慢慢在捱。水房里的滴水声好像是人血管里的血在一滴滴流光。我度过的是一些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时光。

    隔壁的两个唐山小伙子理解我的苦闷,常来打听:宋哥有消息吗?我注意到,我住进来不过短短几天,两人的脸上竟有了些许的风霜感。某日傍晚,那个大的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,拉住我说:老总,我们做了饭,走,一块儿去吃。我不忍心,连忙推拖道:你们吃,我等下出去吃。小伙子不由分说,拉了我就走。小屋里,电炉上炖了一小锅菜,浓浓的肉香溢到走廊里。我很惊讶:怎么,改善了?小的那个站起来,喜极而泣的样子说:老总,我们拿到钱了!我们拿到钱了!我也很高兴,忙问道:是有业绩了吗?大的说:不是。是做满了三个月,有了底薪了。我问:有多少呢?他们答道:四百。我说:不错,要是一直没业绩,也给开吗?大的脸色有点黯然,摇摇头说:不是,再有三个月没业绩,我们就只能走人了。我听了,默然无语。两人没有察觉我的心态,很热情地拉我坐下,劝着:来,别客气。多香啊!这顿饭,我没有吃多少,只推说晚上还有饭局。他们频频地给我夹肉。我边吃,边就有些哽咽。他们,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啊,而我……我放下筷子,一口也吃不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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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7-3-30 14:11:33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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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小宋失踪四天之后,我才忽然想起,应该跟河南人老阎说一声。老阎仍然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接电话,他说:你那朋友,说好的跟我联系,怎么人影都摸不着啦。可急坏人了。我只好掩饰说小宋临时回家了。老阎说:这么办事可不行,事都耽误完了。前天有一台湾人,看好了牛扒城项目,要谈。嘿,人都找不着!人家说了,和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合作,算了。我说:算了就算了吧,就算你看我面子白忙一回。人都有三灾八难,谁都绕不过的。老阎很警觉:老兄,咋这消沉?不是有了难处吧?我说:哪的话,没有。老阎说:你我虽是新交,可不要见外,是不是缺钱了?缺就说话,借给你我放心,借给别人那就是白送。这北京城,我就没遇到一个还钱的。我说:我不缺,我缺的,你也不见得有。老阎笑了:你呀,天马行空啊,我这思维跟不上你。得,哪天咱北京饭店喝咖啡吧。

    小宋错失了一次机会,但我还是为他庆幸,老阎不是在应付。难得他在大生意的空隙中还留意了这件小事。大奸大恶我们见的多了,已经不以为怪。人的小小一点善心,反而让我们不大敢相信。我想,只要有老阎的这份心,小宋的成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。也许,他能撞开的唯一的一扇门,就在老阎这里。

    我不由想起了老黑,心里痛。在等待录用回音的时候,我抽空去了一趟方庄小区。我想要看看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得的许诺,值得老黑背信弃义一回。看过后,却很失望。这里好像也是个拆迁安置区,并不是什么豪宅。看样子修起来已经有些年了,房子略旧,草坪也不干净。我懂了:老黑并不是因为承担不起吹牛的代价而食言的,而是根本就不想兑现这诺言。哪怕就是市郊的一间平房,他也不会为我白白掏钱的。如今,朋友也要有用。可是,老黑过去,并不是这样的。80年代的时候,拿到一笔小小的稿费,他都要和我还有老白分享。那种有福同享的喜悦,是可以掏出心来的。现在,在他名下说起来有2亿多的资产,一日两餐吃在外面,每顿起码要两百多,他却不会再为昔日的朋友割一片肉下来了。

    我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了。老黑,就让他守着自己的奶酪沾沾自喜吧,他还不懂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他也许以为,财富可以万年,良心一钱不值。可是,他这种人,哪里会想到,在我们这个国家,还有哪一家哪一户,是今天还能靠着五十年前的财富过日子的?

    我走在方庄开阔的马路上,心情渐渐好了起来。一种处境,你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。我固然是前有险阻,后无退路。但在这个不知还有多长时间的等待中,我也是个完全超脱了的人。我不用向任何人负责,我没有任何社会身份,我不用向上司谄笑,我不用“朝九晚五”地奔走,我还可以在路边铺张报纸,无牵无碍地晒太阳。我是自由的。这就是自由啊。“自由”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,是何等的美好。那些曾使我心仪不置的的少壮学者们,你们所说的自由,它不在别处,它就我这里。我正在尽情地享用它。

    我现在唯一的牵挂,是小宋和露露的命运。这已经是春天了,阳光很美,杏花和梨花次第开放,就像朦胧的云团飘起在墙头。路上的陌生行人都没有什么心事,他们的脸上有微笑。你们两个人,此刻能看到这些吗?

    25

   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,那不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,但是我始终觉得从那一天起,我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。早春的北京,天很蓝,看起来是没有尘土的。上午,我走出小区,要去使馆区北面的京东大厦去面试。一家由公司包下来的杂志,我今天要见的是公司的老总。

    在长城饭店下了车,过天桥,到京东大厦只有几步路。我在公车上,一路打了无数遍自我介绍词的腹稿。但是,当我走进京东大厦时,我就知道了,这次面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我完全来错了地方。就像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:大象走进了瓷器店。大堂里,电梯上,出入的都是二、三十岁的白领精英。因为日常环境的熏陶,神态全不似凡人。在严酷的商业圈里,35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废物了,我这个等量级的,等于是老爷爷,恐怕只有管理这个大厦的老总才会与我相仿。

    公司在二十几层楼上。穿过几个办公室,我被带进了总经理室。房间里的气氛我很熟悉,华丽,优雅,坚实。老总是个年轻人,温文尔雅。他把我的简历找了出来,看了一会儿,提了几个问题。比如,能否掌握电脑,有否发行网络,组稿能力如何,有何前瞻性考虑之类。我回答完毕,见他脸上稍有失望之色。斟酌了一小会儿,他说:这个杂志,过去投入的太多,现在人手不能加多,却要咸鱼翻生,全面提升它的状况,所以需要有一个前卫的、多面手式的主编。他顿了一下,接着说:显然这工作不大适合您。我刚要说话,他却又说道:我决定请您来面试,不是因为您简历上的情况符合条件,而是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,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昨天在想,您来求职,一定是有您的把握。我敬佩您的勇气,所以想过,只要稍稍接近我们的条件,我就会优先考虑您。但是……我打断了他,说:我理解,我过去也是坐在您这种位置上的,但是我没有您宽容。他笑笑,说:您别太失望,北京的机会多。不过,您让我悟到了一些新东西。我刚要起身告辞,他忽然又很诚恳地说:咱们说一个题外话,我对您这个年龄的人,不怎么了解。我家里,我的同事,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当中,都没有您这个年龄的人。我有时候想呀,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上哪儿去了?我反问他:看过《骆驼祥子》吗?他疑惑地点点头。我就说:这一代,都在长安街蹬三轮呢。他一愣,双手撑着大班台,仰头大笑。笑罢,起身与我握手道:谢谢,认识您,挺高兴。他将我送出总经理室,跟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小姐低声说了两句,便对我说:好吧,老同志,回头见,让我们的于小姐送送您。走到电梯口,我对于小姐说;姑娘,您就甭送了。于小姐友善地一笑:我得送您下去,老板的话,我得执行。下到一楼,我正要跟她告别,于小姐却指了一下另一边:老先生,您这边走。她带我走过一个玻璃走廊,拐了个弯,不像是通向外面的样子。我就问:我们要到哪儿去?于小姐说:老板说了,您这阵儿回去,准赶不上饭时,让我带您去吃工作餐,完了再走。我停下了脚步。小于有些惊异:怎么啦?我此时也在想,是啊,怎么啦?我的尊严不想去,我的胃却很高兴。好吧,好吧,我继续向前走去。

   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白领食堂,比麦当劳也差不了多少,白领们排着队,从领餐台前依次走过,挑选自己想要的菜和主食,最后还有饮料——牛奶、橙汁、可乐、豆浆,可以任选,然后在收银台刷一下专用卡,就结了帐。

    我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坐下,小于也端了自己的一盘坐在我对面。我吃得比较快——自打住进地下室后,我还没放开肚子吃过,包括露露请我的那回。小于吃得很斯文,泛泛地跟我聊着,哪里人啦,住哪儿啦,什么时候到北京的,等等。我已经吃完了,撕开纸巾刚要擦手,忽然心里涌起了一个我一生中最卑劣的念头。我问:小于啊,这顿饭不是您掏钱吧?小于说:不是,我拿的是公司专门接待外人的卡。我说:那我就……再吃点儿了?小于迟疑了一下,满面笑容地说:您看,我都忘了这个碴儿了,我再给您打点儿吧。

    饭后出来,在大堂里,小于跟我握了握手说:老先生,您慢走啊,有时间再来。我说:姑娘,谢谢你了,也谢谢你老板。我不会再到京东大厦来了。小于眨着眼,站在那儿没动,一副非常纳闷儿的样子。

    26

    走出大厦,来到路口,东三环上正气势磅礴地涌动着车流。我看见了路对面有一座坚实墩厚的大厦,透出不事张扬的富贵气。潘婷的办公室就在那里面。它叫什么大厦来着?莱温斯基酒店?莱温斯基大厦?不,不对。人老了,弦儿也调不准啦。我远远地看着它。我知道,它楼下的小花园入口处有一块牌子,写的是:专用花园,非本店住客请勿入内。没有岗哨,没有铁丝网,所有的门都是温柔地敞开的。但是,你不能进。

    我走上过街天桥,俯在栏杆上看,莱温斯基大厦仍在我的视野里。脚下车流如水,哪些是潘婷那些朋友们的奔弛呢?从天桥上走过的,都是些漂在北京的打工族。莱温斯基大厦的人,是从不走过街天桥的。专用的路,会送他们直接走进天堂。

    我在桥上,忽然想起了一件与此时此地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。18岁那年,我在乡下,深秋的夜里蹲在野地里“看青”,也就是守护着已成熟的庄稼,以防被人偷盗。有一夜,天很冷,我蜷在谷草捆的缝隙里,露湿衣衫。谷草的霉味儿浓浓地包裹着我。半夜里,邻队的一个看青汉子找到我,压低了声音说:小伙子,别硬挺着啦,到我家睡会儿吧,没人看见。在黑暗中,汉子摸回了家,叫醒了老婆:别点灯,我把七队的**领来啦,在咱家睡一会儿。城里的孩子,瞧可怜的。朦胧中,他老婆坐起来,但猛地又缩了回去,不好意思地说:我就不起来啦,没穿衣服。接着又吩咐老公:把柜里那条新被拿出来,给孩子盖吧。汉子诺了一声,拿出被子来,对我说:这是来亲戚的时候盖的,干净。你睡吧,天傍亮我叫你。那一晚,我睡得香,新被子浆过的被里散发着香气。那女人的模样我看得不大清,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,其实不该叫我孩子的。往事如烟,在繁华的街头,这些记忆猛然地冒出来,毫无必然逻辑。如今,不会再有人叫我孩子了。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,也早该老去了。我们都在老去。

    那注定了是我忘不了的一天。从京东大厦回来,我去收发室交房钱,之后又坐了一会儿。天完全暖了,大门口的棉门帘被取掉了,暖风直入。收发室里静悄悄的,老板躺在鲁花的床上睡午觉。鲁花坐在柜台后,对着镜子拢头发。她把铁发卡咬在嘴里,专注地看着镜子,样子很妩媚。我拿起一本柜台上的旧杂志来看。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,一本80年代的《读者》,那时还叫《读者文摘》呢。我随意浏览着。鲁花拢好头发,看看我说:念过书的人,就是好啊。我说:有什么好?鲁花说:瞧您啊,不用工作,闲呆着,多好。我说:你也可以呆着嘛。鲁花就笑了:我要是呆着呀,全家都得饿死。我说:我是找不到工作。鲁花说:瞧您说的,您是不想干。这北京城这么大,还能没您干的工作?我一时无言,想起了过去在公司,只恨每天的工作都是枷锁,恨不能永不上班。但是现在,我渴求的就是这枷锁。谁能给我这副枷锁呢?谁能够?

    就在这时,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外,不一会儿,大门哐啷一响,一个声音飞了进来:我回来了!

    我和鲁花同时站起来,老板也醒了过来。是露露回来了?

    收发室门被推开,果然是。风尘仆仆的露露走进来,后面跟着她的那个姐妹。露露看见我,百感交集。她抓住我的一只手,激动中说不出完整的话来:老师,老师呀……我连忙安抚她说:回来了就好,是放的,还是捞出来的?露露的姐妹说:亏得您送信儿,都送到遣送站去啦,捞了三回才捞出来。我问:姑娘,在里边,还好吧?露露眼里慢慢涌出隐约的泪光,咬了咬下唇,说:挺好,真的,挺好。就是干活儿……就是……她突然控制不住,扑在了我的身上,双手死死的抓住我,头靠着我的肩无声地饮泣,声音压抑而又凄楚,一面呜咽着说:我,就是……想妈啊……想妈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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