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对与错

时间:2012-07-13 来源:色影无忌交流论坛 点击:

常听台湾同胞或媒体把“我和你” 念成“我汉你”;又把“垃圾” 念成“乐色”。今天终于忍不住百度了一下,发现了一些趣事。原来语言没有对与错只有习惯和传统。

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:

台湾人把“和”字念成“汗”竟是源于老北京话

与台湾人有过接触,或者看过台湾电视新闻或者电视剧的大陆人,无不惊疑地注意到台湾人在用到连词“和”的时候,发音是hàn(四声,音“汗”)。连那位大师李敖在凤凰卫视的《李敖有话说》的节目中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发“汗”。发音为“汗”的“和”字几乎成了台湾人和台湾腔国语的标志。一位大陆网友这样评论道:“每次听到台湾朋友把‘和’读成hàn时,我总感到浑身上下都不自在,不知怎么回事,好象有一只毛毛虫爬到了自己身上。我真想克服这个心理障碍。”

说来也奇怪,大陆人要是问为什么把“和”字念成“汗”的时候,比较年长或者有点学问的台湾人会反问你:“这不是大陆来的标准国语吗?”

在大陆的标准普通话中,“和”字有5种发音(参见《新华字典》):(1)hé(二声,音“河”),比如说“你和我”;(2)hè(四声,音“贺”),比如说“和诗”;(3)huó(二声,音“活”),比如说“和面”;(4)huò(四声,音“货”),比如说“和药”;(5)hú(二声,音“胡”),比如说打麻将“和了”。记得90年代初北京地区的语文高考题还考过“和”字有几种发音。我当时就说,要是在台湾还得加上一个“汗”的发音。

宋初的语言韵书《广韵》中“和”作为连词只有“户戈”一个反切,今读平声。从唐诗的韵脚中也可以判定,“和”字至少在唐朝的时候就发he的音,比如韦庄的《云散》:

云散天边落照和,关关春树鸟声多。刘伶避世唯沈醉, 甯戚伤时亦浩歌。已恨岁华添皎镜,更悲人事逐颓波。 青云自有鹓鸿待,莫说他山好薜萝。

当然这只是一个旁证,因为这首诗里的“和”并不是后人所使用的连词“和”。也就是说,仅仅从这首诗中我们无法证明“和”作为连词用的时候是否也一定发hé(“河”)的音。其实,民国时期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《语言问题》第八讲“何为正音”最后专门对这个“和”字的读音:

“还有当‘与、及、同、跟’那一些意思讲的,在平常语言里有两种说法:hàn跟hài,并且常常轻声……在北京话里头,没有说hé当‘跟、同、与、及’讲的…..”。

除了赵元任先生的文章,老北京人把“和”念成“汗”还有很多其他旁证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弥松颐著《京味儿夜话》)一书,作者弥松颐先生是位老北京,他对北京话的“和”的说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:北京话的“和”不仅说hàn,而且也说hài,比如侯宝林先生的相声,就是“我害你”、“你害我”的。1956年陆志韦先生写《北京话单音词汇》时,请了一位姓赵的老先生做北京话的发音人,就把当连词用的“和”念成“汗”。1960年袁家骅教授主编的《汉语方言概要》中提到:“并列连词‘和’,北京口语又读hàn”。1996年徐世荣先生的《北京土语辞典》,也收录了“和”字的“汗”这一读音。

那么,北京土语“汗”怎么就跑到台湾去了呢?这还要从民国成立之初说起。1919年在《国音字典》上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。这是一个“折中南北,牵合古今”的“标准音”。但是在这套“标准音”中,北京语音占有重要的地位。 1937年开始出版、延续多年陆续出齐的《国语词典》在注音上体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,字、词注音按照北京话语音系统,所以连词“和”不读hé,而读hàn。1945年10月台湾光复,日语的“国语”黯然退出,台胞急着要回复祖国的语文,要说国语,要认汉字。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。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《国音标准汇编》,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。1946年5月1日起,由“老北京”齐铁根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,在电台担任“国语读音示范”,播讲民众国语读本、国语会话,国民学校国语、常识、历史、各种课本,供学国语的人收听,匡正语音。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,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,学习标准的国音。这位齐铁根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,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“京片子”,连词“和”读hàn(“汗”)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。顺便插一句,京味小说作家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根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。因为齐铁根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,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。老舍要把“车夫与骆驼”作为“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”。不了解骆驼的习性,是很难下笔的。他接到齐铁根先生回信,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,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,于是他决定以他熟悉的车夫为主写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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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n 本字也不见得是 和

或者说是由 ha 加鼻尾 变来的

中部地区的一些官话还是 ho ,北京土话也有一些中部底层,如花 读 huo,

李白 读 li-bo

北京土话 毕竟是 满人入关后,学说明代官话的产物,明代北京城的官话底层是江淮的,满人进京后把汉人驱赶到外城,到乾隆年间 官话才从明代官话改为北京的旗人话,这种方言形成晚,还很撇脚,没入声,音系比明代官话简单,在当时就像外国人学汉语一样,而且学了还没人规范,有大量满语蒙语借词,语音层次混乱,很难和广韵之类的对上号。

普通话制定时算是调整了一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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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两岸对“垃圾”的读音说开去

原来不知道大陆标准普通话的“垃圾”与台湾标准国语的“垃圾”发音完全不同:普通话把它叫lājī;国语则将之称lèsè,听起来就象“乐色”。

与台湾友人相处久了,接触台湾的广播影视节目多了,在再加上查看台湾出版的字典,便发现在标准“普通话”和标准“国语”中,不少常用字的发音都不一样。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是“我和你”的那个“和”字:在大陆读成hé,台湾则读成hàn(汗)。此外,还有一些例子,如:“滑稽”,大陆读huáji,台湾读ɡūji(古稽);“液体”,大陆读yètǐ,台湾读yìtǐ;“携带”,大陆读xiédài,台湾读xídài;“一艘”,大陆读yīsōu,台湾读yīsāo;“曝光”,大陆读bàoɡuānɡ,台湾读pùɡuānɡ;“包括”, 大陆读bāokuò,台湾读bāoɡuā;“通缉”,大陆读tōnɡjī,台湾读tōngqī;“挟持”, 大陆读xiéchí,台湾读jiāchí;“悬崖”,大陆读xuanyá,台湾读xuanái;“说服”,大陆读shuōfú,台湾读shuìfú,等等(当然,上述这些读法在两岸各自双方都同时有人采用,我们所说的是双方字典的规范标音或职业播音员的规范发音,并非指各地方言〕。

开始,我很奇怪,以为大都是闽南方言的缘故,后来才发现,台湾出版的国语字典就是如此标定的。问了台湾友人,他们告知,在学校读国文时,老师专门强调这些都是正确的读音,从前在大陆的那些读法则是错误的。最有意思的是许多外省人父母说话的发音,同现在大陆的普通话发音一样,他们的子女则因上学而纠正了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发音,改说一口标准的国语。如若坚持原来的发音,就会被笑话,被认为是没有教养。

后来,从学者翟华的考证更确知:1945年10月台湾光复,日语的“国语”黯然退出,台胞急着要回复祖国的语文,要说国语,要认汉字。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。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《国音标准汇编》,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。1946年5月1日起,由“老北京”齐铁根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,在电台担任“国语读音示范”,播讲民众国语读本、国语会话,国民学校国语、常识、历史、各种课本,供学国语的人收听,匡正语音。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,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,学习标准的国音。这位齐铁根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,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“京片子”,连词“和”读hàn(“汗”)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。

大概上述垃圾等字词的发音也是当时纠音的产物。于是,笔者还专门翻阅了由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,齐铁根先生所主编的《注音详解古今文选》,果然不少词的发音与现今大陆不一样。

在声调标准化方面,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也有不少区别,如“综合”的综字读去声,即第四声(大陆读第一声〕;“侮辱”的辱字读第四声(大陆读第三声〕;“伪造”的“伪”字读第四声(大陆读第三声〕;“企业”的企字读第四声(大陆读第三声〕等等。

依笔者之见,这些发音的区别见仁见智,实际上是某些学究们的人为“纠偏”。问题是到底以古文还是白话文为主体,以北京方言还是以其他方言为标准发音。如果人们在口语上念“和(he)”,而非要纠成古语的“和(hàn)”,恐怕就过于牵强。例如:在古语中,将“游说”和“说客”读成shuì,而口语中的“说服”读成shuìfú,就显得太生硬。果然,一次听台湾某名主持人的节目,她在一字一板时用“说服(shuìfú),但在下面脱口而出时,却用“说服(shuōfú)”。

在台湾,“癌”字最容易引起误会,因为它的读音竟与“炎”一样,都读成yán。这样一来,就麻烦了,“癌症”、“肺癌”与“炎症”、“肺炎”的发音一模一样,因发音之差造成误诊,岂不冤枉!后来,笔者特别留意了这些发音,发现不少台湾播音员也将“癌”读成了ái。这大概是有了教训了吧?!

有意思的是,美国洛杉矶中文电台的播音员们,因某些字的读音,经常遭到来自两岸听众的责难。例如:某次,一位来自大陆的节目主持人,将“口吃”读成kǒuchī;一位来自台湾的听众来电话指出,怎么光天化日之下念白字,应该读kǒujī。为此,还引起一场小争论。

更有意思的是,不仅音调,两岸在某些用词方面竟有截然相反的理解,如“窝心”一词,大陆理解为“憋气”,而台湾则认作“快意”。

究竟正为何音,有学术的门派之争在里面。举一个例子。在大陆,多年来,关于计量单位问题,一直是变来变去,搞得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人员,对于来稿,常无从下手,不知该以什么计量单位为最标准。查有关的计量单位标准,版本不同,内容都可能有异。为什么?就是名词命名委员会的成员看法不一,今天你在委员会力量占了上风,那么,定名就倾向于你,明天他占了上风,那就再改过来。就像人死了,装在带拉锁的棺材里,想起来了,就出来看一眼。

这让人想起一部五六十年代的国产动画片,讲述一个昆虫学家,在家里的捕蝇网中意外发现一个带着翅膀的昆虫,他喜出望外,说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昆虫种类,他视这昆虫如宝,养在试验室里,观察和研究它的生活习性,著书立说,梦想着什么伟大的成就。他的行为诡秘被他的同事--另一位昆虫学家看在眼里,嫉妒心油生,在他命名此昆虫为希利奥多斯后,那位老兄不服,例举数条理由,著以10倍于他的文字推翻他的命名,命名那昆虫为多克斯·希利奥多斯。就在他俩为命名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他们的老师--昆虫界泰斗,发了话,你们两人的结论都不对,我已著书百余万字驳你们的结论,你们的命名都错了,据我的研究,这种昆虫应该叫多克太·希利多克太!一时间三人争得天翻地覆,甚至大打出手,没有了一点儿学者的斯文。正在他们斗得不可收拾的时候,那位昆虫学家的小儿子跑进来,爸爸,你看到我捕蝇网里的那只苍蝇吗?现在到处在灭蝇,我好容易就找到那么一只,学校让交的,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三个大人,听了,全呆傻傻地愣在那里。

这是题外话,一个荒诞的故事而已。文字这东西,世界地域如此广大,民族又如此多,多样化的文字,多样化的方言,并没有什么不好,但为了地域之间、民族之间、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沟通和交流,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是必要的。

    Tags:北京媒体台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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